「学而篇第一」6

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

孔子说：“弟子要善事父母、善待他人、恪守于礼、竭诚无欺、博爱大众、亲近仁德。先打好仁德的基础，再使其学习文章典籍（以知理明义、增长才干）。”

“弟子”，指求学之人。学必有师，故称弟子。可不译。

“入则孝”，在家善事父母。“入”，指在家、在父母面前；“孝”，善事父母。

“出则弟”，出外善待他人。“出”，指在外、离开父母面前；“弟”，音义皆同“悌”，即善待兄弟姐妹。在儒家伦理中，对父母之外的其他人皆可以悌道相待。故译作“善待他人”。

“谨”，有慎、敬、专、重、严禁等义，此处应是指“谨于礼”，即恪守于礼。“礼”是一切合义的行为规范的统称。朱熹在《论语集注》中云：“谨者，行之有常也”，此解甚当。所谓“常”，即规则、规律。现代教育同样也极为注重学生规则意识的培养。有注家以“寡言少语称之为谨”，此解偏狭，故不从。

“信”，竭诚。内不欺心，外不欺人。

“泛爱众”，博爱大众。“泛”，广博、普遍。儒家以孝悌培养仁德，以仁德普及大众。是故孟子曰：“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因此，孝悌并非仁道的终点，而是仁道的起点。

“亲仁”，不仅指亲近仁德之人，也指亲近仁德之事，以便受仁善的熏染。

“行有余力”，指“孝、悌、谨、信、爱众、亲仁”等德行有一定的基础。

“以”，令、使。如《战国策·秦策》中的“向欲以齐事王，使攻宋也”。

“文”，是指载道之文，即那些用以阐述道义或载有行道所需知识技能的文章典籍。

本章开篇即谈入孝出悌。一谈到“孝悌”，有人就表示反感，认为是教人“愚孝、愚忠”、“盲目服从”，是一种“奴化教育”。这当然是一种误解。在《说文解字》中，“孝”的释义是“善事父母者”，“悌”则是“善兄弟也”。也就是说，“孝悌”即善待父母家人，是仁道在家庭关系中的体现，其本质仍然是“仁”。

《说文解字》，简称《说文》，是中国第一部系统地分析汉字字形和考究字源的字书，作于公元-年的汉代，原作者许慎。后于公元年由宋太宗命人校订，之后大量流布。在《康熙字典》中，《说文》的释义常在第一位被呈现，其权威性由此可见。众所周知，清朝是中国皇权专制最烈的朝代。即便如此，编撰于清康熙年间的《康熙字典》对“孝悌”的解释也没有因此而有改变，仍然朴素地保持着宋版《说文》的释义。

子曰：“未知，焉得仁”（5.19）。就是说，如果“不智”，就无法真正为仁。“愚孝、愚忠”，是“愚”而“不智”，当然也就不属于“仁”。同样，教人“盲目服从”、进行“奴化教育”的“愚民”行为，与儒家开启民智的主张完全相悖，亦显属“不仁”。因此，将“孝悌”之“仁”与“愚民”之“恶”混为一谈者，要么是糊涂无知，要么就是别有用心、刻意曲解。

事实上，传统道德中的“孝、悌、忠、信”皆属仁之一端，其本皆在“仁”。因此，真正的“忠孝”必合于道义。是故荀子曰：“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

儒家尚仁，构建仁道社会是儒家的理想。仁道社会由有仁德者组成。君子是有仁德者，故仁道社会即君子社会。卫国贤大夫蘧伯玉的“耻独为君子”，孟子的“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都是构建仁道社会理想的体现。所谓“仁”，就是善待他人、善待社会、善待环境。很显然，人类若想进入高度文明的社会，获得持续永久的安定与和谐，舍却仁道之路实在并无它途。而要想走仁道之路，有仁德的君子及其所尊崇的仁道价值观就必需要成为社会的主流。因此，儒家特别重视仁德的养成。

有子曰：“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1.2）。人在家庭中出生、成长，家庭关系是人首先面临的伦理关系，因此，仁德的养成必然始于孝悌。也就是说，人首先要在善事父母、善待兄弟中养成仁德，由善待家人开始，逐渐习得善待他人。用孟子的话说，就是“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故曰：“入则孝，出则悌”、“泛爱众”。

社会的稳定需要秩序，秩序的建立需要规则，规则的效力需要信用。因此，仁道社会还需要其成员遵守共同的良善规则（亦即“守礼”），彼此以诚相待，故曰“谨而信”。现代所有文明社会的教育体系，都非常注重人的善良、诚实和规则意识的培养，因为这三种品德，皆是社会文明的基石。

子曰：“性相近也，习相远也”（17.2）。现代教育学和心理学研究均表明环境对人格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创立了闻名世界的“蒙氏教育”体系的著名意大利教育家蒙台梭利博士就认为，儿童具有“吸收性心智（AbsorbentMind）”。所谓“吸收性心智”，是指0-6岁的儿童对于环境中所接触到的一切影响与刺激，都会不加分辨地全盘吸收，用以建构其自身的人格。因为是“全盘吸收”且“不加分辨”，所以儿童对于环境中的一切，无论是非善恶，一律照单全收。蒙氏教育因而特别重视“环境创设”，因为“环境”本身就是教育的要素。亲近仁德之人、仁德之事，能使人在仁善的环境中获得仁善的熏染，对于仁德的养成无疑具有积极而重要的意义。因此孔子特别提出“弟子”应当“亲仁”。

“孝、悌、谨、信、爱众、亲仁”是为人的六种德行，其表虽各有不同，其本却皆在于“仁”。“仁”的理性实践路径，儒家称之为“义”，其常依时势的不同而有不同的形式。要想知理明义，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孝、悌、谨、信、爱众、亲仁”，掌握行义的知识和技能，以使此六行更加中正圆融，就必须要“学文”。

“学文”能够增长才干。才干是做事的利器，既可为善，亦可为恶。有德而有才干可以造福社会，无德而有才干则会祸害四方。因此，孔子特意将“学文”置于“孝、悌、谨、信、爱众、亲仁”之后，强调要在仁德养成的基础上才能“学文”。

二战屠夫希特勒出身平民，没有金钱，没有政治背景，也没有政治经验，却凭借非凡的才干，年仅32岁即成一党领袖，44岁即被人民自愿选举为国家元首，仅用了不到十四年的时间，就登上了主要世界强国的元首宝座；他成为国家元首后仅用三年，就把一个全世界赤字和失业率最高、实际上已经破产的国家改造成了名列世界前茅的经济强国，使失业率从30%以上降到零，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获得了一个民族几乎所有人的顶礼膜拜；他学识渊博、酷爱读书，凡事追求完美，记忆力极为惊人；他是一位很有天赋的建筑设计师，曾参与奥运会建筑的设计；他是一位顶级的工程技术设计师，和保时捷的博士共同设计了甲壳虫汽车和虎式坦克的发动机；他是一个高明的凯恩斯经济学的信徒，是物本交易的创始者；他具有杰出的演说才能，很可能是历史上最精湛、最富鼓动力的演说家；他是一位军事上极有见地的将军，发明了闪电战；他对各种先进武器和新兵种极有研究，创造了导弹等现代化武器……。

但是，作为世界曾经历过的最大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主要发动者，希特勒使大约三千五百万人丧失了性命；他还实施了惨绝人寰的种族大屠杀，约六百万犹太人惨遭杀害；他使很早就成为工业化强国的德国在二战结束时变成了一片废墟，德国人为二战付出的物质与精神代价难以估量。

希特勒是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罪恶最大的人之一。其本人及纳粹高层令人惊叹的“卓越”才干，使纳粹的恶魔本性对整个人类发挥了史无前例的巨大杀伤力。

在二战结束后的“纽伦堡审判”中，法庭曾对24名主要纳粹战犯进行了韦氏智力测试，结果得分在以上的两人，-的七人，-的九人。该测试得分~即属超常，以上则属极超常。其中，纳粹二号人物、盖世太保的创立者、唯一的帝国元帅赫尔曼·戈林和发明了“狼群战术”的纳粹海军元帅卡尔·邓尼茨均获得了分，大名鼎鼎的纳粹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得了分；臭名昭著的纳粹宣传部长戈培尔曾气势汹汹地扬言要“将所有犹太人消灭干净”、“不能对犹太人讲任何宽容和人道”。而他是德国最古老的海德堡大学哲学博士，希特勒曾称赞他“拥有言辞和才智两种天赋”。

一名纳粹集中营的幸存者在二战后成为一所美国学校的校长，他会给每位新老师一封信：“亲爱的老师，我是一名集中营的幸存者。我亲眼看到人所不应见到的悲剧——毒气室由学有专长的工程师建造；妇女由学识渊博的医生毒死；儿童由训练有素的护士杀害。所以，我怀疑教育的意义。我对你们唯一的请求是，请回到教育的根本，帮助学生成为具有人性的人。你们的努力，不应该造就学识渊博的怪物，或者多才多艺的变态狂，或受过教育的屠夫。我始终相信，只有在孩子具有人性的情况下，读书、写字、算术的能力才有价值”。这一语道破了本章对于人类文明真正的意义所在。

“入孝、出悌、谨信、爱众、亲仁”是养德，“学文”是培才，“行有余力”则明晰了两者的定位：人才的培养，首重德行；养德必须先于培才。而反观当今社会，则是重才轻德、重利轻义。很多“才俊之士”为谋私利而滥用才干，甚至不惜作伤天害理、谋财害命之事。比如制售烟酒和电子游戏等，刻意使人成瘾，难以自拔，进而从中牟取暴利。

现代科技一日千里，各种思潮不断涌现，人类的“能力”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强大，而这一“能力”正在对人类的未来产生深不可测的影响。如果人类不能树立仁道的价值观，不能与他人、与社会、与环境和谐相处，不能以仁道驾驭能力，任由欲望驱动社会的发展，人类必将遭受自身强大能力的反噬。事实上，这一“反噬”已经并正在发生。我们曾经和正在经历的各种社会危机与环境灾难即为明证。一旦“反噬”进入失控状态，其进程将难以逆转，人类就只能走向灭亡。因此，儒学复兴已然刻不容缓，“克己复礼”（12.1）已经迫在眉睫。

有一本著名的蒙学读物与本章密切相关，那就是《弟子规》。《弟子规》的始作者为清初著名学者、教育家李毓秀。他以本章内容为中心，结合其教书实践，将弟子在家、出外、待人、接物与学习上应当恪守的规范写成《训蒙文》，类似现在的学生守则。所谓“训蒙”，即教导初入学的人或孩童。《训蒙文》后由清乾隆年间的贾存仁修订，并定名为《弟子规》。西风东渐后，儒家文化受到了极大的冲击，《弟子规》作为近代儒家经典的蒙学读物也饱受责难和批评。那么，应该如何看待和学习《弟子规》呢？笔者拟在《善读「弟子规」》中加以详述，此处暂且不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