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 子规 >> 子规的习性 >> 李煜的虞美人感怀故国,亡国之君的情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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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虞美人》是南唐后主李煜的代表作。这是一个感怀故国、悲愤愁苦已极的作品，是以作者自己的血泪生涯换来的愁绪与思绪、谱写成的生命之歌。“春花秋月何时了”，《虞美人》的开头，就向人们摆出了两种寻常人都能感受到的美好景物花开烂漫，花香醉人、花红娇媚、月圆如镜，月色如银，月光似水大自然给予人们的良辰美景，在春秋四季的变化感受中，常常让人连想到自己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而以“了“作结，指的是这美好时光的终了。这美好的时光是什么时候结束的？也许这是说，自己也糊里糊涂。李煜作为南唐的最高统治者，他在政治上是昏庸无能的。不顾国家安危，只图尽情享乐，他在微歌逐舞、沉湎声色中作了十多年的皇帝。
《虞美人》开宝八年（年春）宋朝终于举兵进攻金陵。城破之日，作为一国之君的李煜居然还在静居寺中念佛听经，他那仓忙中作出降之举，就是不知“何时了”的最好注脚。也许是说，这悲痛欲绝的时刻，他实在不堪回首。也许这是说，春去秋来，年复一年，李煜头上顶着赵匡胤加封给他的带侮辱性的爵位“违命侯“，过着“此中日夜只以泪洗面”的日子。特别是他那艺术家所必具的对外界变化的敏感性，使他倍感煎熬、无法忍受——“春花秋月啊，你们怎么总是要来折磨我呀！“也许这是说，美好时光的消失，竟然是一去永不回。正是失去了才更觉得其珍贵。总而言之，这是一种眼前现实中的“了”，更是一种内心思想中的未“了“。
赵匡胤一个“了“字，既体现了作者对美好往事的依恋思念，也表明了他对现实及自己未来的彻底绝望。“往事知多少”中的“往事”当然包括李煜往日奢靡绮丽的官廷生活，但更是他那“天上人间”、由皇帝而变为囚徒的生活剧变。“多少”是反义连缀，意偏于前，指的是许多、无数、“知“，正因为清楚地记着许许多多过去，使身处绝境中的作者更强烈地体味出自己人生悲剧中的一落干丈之感。皇帝、囚徒，这是处于两种极至的不同“社会角色”。这两种“社会角色”使词人的眼界较常人开阔，观察事物的视角较常人丰富。大起大落的身世，造就了李煜词作中大开大阖的气势。而两种“社会角色”之间的剧烈转变，又使得李煜词作中的悲哀几乎能够涵盖一般人内心忍受痛苦的感觉。
李煜惨淡人生，孕育着一种沉实、郁结的情感模式。可贵的是，李煜并没有将自己的这种情感模式付诸于作品中对具体往事的精雕细琢，他将这种情感模式化为君王到囚臣、也包括普通人都能享用的自然景观。而正是这些将抽象的愁恨形之于生动具体的形象，使得李煜的词作赢得了社会各阶层人们的心。而下句中的“小楼”，就是凝聚着作者沉实郁结感情的、富有特征的景物。“小楼”，人们一般理解为由于作者被软禁，行动不自由、心胸被束缚，所以觉得楼小，并非现实中李煜居住的楼真正很小。这种观点是可以成立的。然而“小楼”还可以从更深的含义上来理解。“子规暗月小楼西“，“千里江山寒色远，芦花深处泊孤舟。笛在月明楼“，“小楼新月，回首自纤纤”，“无言独上西楼，月如钩”等等。
李煜可见这“小楼”是李煜文学创作的情绪记忆中的兴奋中心。“小楼”，就是李煜心中的一块“绿洲”，就是李煜魂牵梦绕的“故国”的具体存在。他要竭尽全力用生命的最后一滴泉水来滋润这块小小的芳草地。可惜“小楼”也终不得安宁。“又东风”中的“又“既可看作其不愿见，又可视为不耐烦。因为“昨夜”他正在“不知身是客”的甜蜜梦中。且“东风”是春之兆也。大自然万物复苏的春光里，李煜却告别了温馨宜人的生活，开始了自己永无穷尽的严冬里的痛苦煎熬。在宋太祖开宝八年，李煜在“东风”之中，告别“车如流水马如龙”的金陵，被押俘至宋京汴梁，所以他对春天就特别敏感。此刻吹进“小楼“的“东风“恰似要扑灭其心灵之火的寒风冰雪。
《虞美人》全词“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欲生不愿、欲死不能的李煜，在诱人的“月明中“将其“不堪“之情“投射”到”故国”之中。他失去了帝王的尊严、高贵，却没有失去起码的人格、人性，从这个基点上生发出来的对故国旧土的苦恋情思，就十分自然地与人之常情相吻合，故而从其词句中产生出读者思想上的共鸣。在这首词的上阙中，词人写出了身陷囹圄的内心愁苦，以往昔的甜蜜来烘托出现实的苦涩，顺着上阙末句的故国明月，物是人非，作者自然引出下阙。在下阙中李煜从注目现实走向展望未来。“雕栏玉砌”既可实指旧日的宫阙楼阁，亦能泛指而今遥想中的故国山河。“应犹在”的“犹”可看作是他的推测之辞，也可理解为李煜身为俘虏，不能直言的曲折之辞。
雕栏玉砌同时也是用“应”的犹豫不定语气来衬托下面“只是”的肯定无疑。“朱颜改”三字诉说了作者自己容貌的变化，又进一步示明了江山易主，不再为己所有的人世沧桑。“春花秋月”未“改“，“雕栏玉砌”未“改”，过去的一切美好的景物都在，虽仅仅“改”的“只是“朱颜”，但却是其愁恨生发的要害部位。这里作者所采用的已不是通常所用的对物抒情，而是巧妙地借托当时不定可见之能物引发诗情，将山河易主的亡国之叹自然地寄寓字句之中，这首间的最末两句，采用了纯净的口语化的笔法，倾吐了作者心中永无穷尽的愁绪。“问君能有几多愁？”这里的“君”指的是谁？又是谁在向“君”发问？结论只能是自问自答。而要读懂“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之句，必须先去回忆一下“春水”之特征。
雕栏玉砌“春水”之“漫“象征着愁汹涌，“春水”之“急”象征着愁猛烈，“春水”之“流”象征着愁无尽，愁永存。作者以“春水”在空间中的展现来揭示自己内心愁恨在时间距离上的延伸。同时作者更是以“春水”来缩短心理空间的距离。李煜这首词是写于汴京被拘禁之中，他的眼前根本不可能看到“江”——长江，长江成为他思念故国的一部分。此处李煜再一次借托远离自己身旁的景物，在料想推测中渲泄自己的愁情“一江春水“中所包含的思念故国之情是极其深厚的，而且一江春水“的形象性也是十分鲜明的。“一江春水”不但景观是通俗化的，而且其语言也是口语化的。正由于这一点，中国诗词史上许多诗人所写的“愁”，都难以与“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匹敌。
一江春水向东流“一江春水”中所蕴含的深沉幽远之情，一千多年来一直保持着挚动人心的感染力。不用说那四十年代轰动一时的影片《一江春水向东流》，就是在当今现实生活中，它仍具有独特的魅力。首先，李煜在写作《虞美人》时是怀着一种发自其内心深处的纯真而深沉的感情。毫无堆砌雕饰的字里行间记载着他以赤子之心所体味到的人世间最大的不幸，充满了他以阅世极浅的纯真性灵去领受到的人世间最深的悲哀之情。当他提起笔来写这首词时，其创作动机只可能是为满足他个人自身感情生活的需要，只可能是引发于他自己内心实在无法消弭的“不平”，受制于他自我生命脉搏的律动。因为这份“纯真”，李煜甚至以付出自己的宝贵性命作为其代价。因为这份“纯真”，使李煜后期的词作以“一江春水向东流”的波涛冲决了西蜀《花间》词风的樊篱。
一江春水向东流更因为这份”纯真”，使他在不知不觉当中将自己的“政治”情绪带入了历来“堆金砌玉”的词体之中，传统诗歌的“言志”悄悄地步入了词作的“殿堂”。特殊的经历、特殊的地位使得他的创作富有一种对于人生的极深沉的反思和对于亡国亡身的深协。也正是因为这份“纯真”，使李煜的《虞美人》拥有了一种“自然而工”的“文势”，形成了一种素朴、醇厚、天真、自然的艺术美感。这就使它能不断地“叩响”成千上万普通人的“心窗。尤其突出的是，李煜在《翼美人》中所凝聚的纷繁复杂的感情，是以一种特有的模式表现出来的。李后主以一个艺术家的思维方式，将自己那种纯净化了的情感，形诸普通人们都能接触、都能领悟的物象之中。
一江春水向东流虽然李煜在写此词时，他的“往事“，他的“故国“，他的“雕栏玉砌”也许是切切实实的，然而当它们和“春花秋月”、“小楼”、“东风”、“一江春水“汇集在作品之中时，就形成了一个独立的艺术系统。由艺术形象置换、生发、再造之后的情，已剥离了李煜亡国之愁的实体，而成为万古恒同的情感模式。它将作者的个人情感升华到“人类情感“的美学高度，具备了超越特定人事、特定时空的功能。不论哪个时代的人读《虞美人》，也不论当时的读者所怀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愁，都不难从作品的情感模式中领悟到人类最普遍的直接体验：历经时势的兴盛衰亡，尝遍人世的苦辣甜酸；人们从中可获得一种对生命本身的觉醒，对于人生价值的那种最内在的发现。
一江春水向东流每当人们意识到眼前的光阴飞速，先前的一些美好的事物已一去永不复返，一种沉重的失落之感便油然而生。人们完全可以不去追究这首词是出于一个国破家亡的薄命君王之手，也无须自始至终将这首词同一个可悲的人生紧连在一起。读者只要在这千古传唱的名词佳句中，辨认出一种由各种表象符号综合融汇而成的具体意象，在意象中再熔铸进真切的人生体验、思索，那么，他们定会产生一种属于他们自己的、健康的审美感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