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千二百年前，浔阳江头，荻花瑟瑟，明月一船。已被贬为江州司马的白居易，对着琵琶女的满腔幽愁暗恨，不禁一声叹息“同是天涯沦落人”

此后两百多年的黄州赤壁，同为迁客骚人的苏轼。看着大江东去，他除了想到横槊赋诗的曹操，雄姿英发的周瑜。应该也会想到曾在江之头，发出“同是天涯沦落人”那位青衫湿的江州司马吧！

“同是天涯沦落人”算是一种贬谪流放的文化，或者说是让被贬谪流放的人感触最深的。贬谪流放文化，在国史文化中很常见，蔚然大观。对于当权者来说，处置那些罪不至死或罪不好死的名流，流放是再适合不过了；被流放的人，由庙堂之高抛到江湖之远，去国怀乡，忧谗畏讥。此中落差之大，折磨之长可想而知。应该说，贬谪流放虽不是死罪，但是生不如死的活罪。屈原、白居易、苏轼属于其中知名度极高的流放符号。由于迁客骚人们的独特光芒，迁谪流放不仅只是一种刑罚之罪了，也是古人“天涯观”演变的一种过程，更是一种文化涅槃的现象。

贬谪流放作为刑罚之法是始于何时的呢？已难窥知其源。传说，夏后桀被商汤流放。商王太甲被伊尹流放，周厉王在“国人暴动”后也被放逐。此外，屈原也遭到了流放而自投汨罗江。这些都是先秦时代较知名的流放事件。至于被湮没于历史烟海中的，不知名的流放事件，则没法细述了。

流放除了是一种刑罚之罪外，也是古人“天涯观”演变的一种过程。天涯是“普天之下”和“率土之滨”的“滨”。即是古人认为的蛮荒之地。被流放于此，可以算是不折不扣的“天涯沦落人”。秦汉时期，巴蜀在当时看来，就是蛮荒之地的“天涯”。大罪不至死或不好杀的显贵，都优先被迁到巴蜀之地。权相吕不韦，被秦王嬴政发配到巴蜀；梁王彭越也被汉高祖刘邦发配到巴蜀；淮南王刘长同样也是被汉文帝发配到巴蜀。当年刘邦不受待见时，霸王项羽直接就把他塞到蛮荒的巴蜀去当汉王。可见秦汉之时，巴蜀之地，既是对待“政治犯”的最恶惩罚地，也是当时之人眼中蛮荒的天涯之地吧！

到了唐、宋，由于诗词文化的蔚然可观，我们对古人的流放情境的知悉途经，就不单是冰冷的史籍记载了，还有众多“犯官”流传的感性的诗词文章。在唐、宋，岭南和贵州（当时俗称夜郎），应是时人的蛮荒之地，天涯地角的伤心之处。凡是所谓罪大不至死或不好死的，都相继发配到这些凄凉地去。如凌烟阁名臣长孙无忌，神龙政变的五位“反革命”大臣张柬之等，阿附武氏的宋之问，以及永贞革新的“二王八司马”大都往岭南和夜郎发配。在宋代，卷入新旧党争漩涡中苏轼，苏辙，王定国等也被发配到“天涯”的岭南等地。在宋代还多出一个让人闻风丧胆的沙门岛。据说这个在渤海之间流放地，犯人几乎都是有去无回。

元、明时代，岭南，贵州依旧还是流放“政治犯”的天涯海角，依旧是蛮荒之地。如元顺帝未为帝时，被流放广西。明朝开国功臣常遇春之后常茂也被流放广西。王阳明被流放贵州的龙场驿。在元、明时，还多出了一个高丽国的流放场所。那时的高丽曾是元朝的征东行省，属于半属国半行省的性质。如元顺帝未为帝时，也曾被流放到高丽。即使是元末的那些割据势力的“亡国之君”如陈理和明升，也被明太祖流放到高丽。这也是超出了传统的“天涯”范畴了。

到了清代，曾经的岭南和云贵，再也不是那么蛮荒的地方，很难起到活罪严罚的功效了。此时中国的实控疆域越来越大。不再像以往大多时候，实控疆域局促于长城以内。此时古人天涯观已延伸到冰天雪地的黑龙江流域和西域。而“宁古塔”在清代是最让官员和士大夫闻风丧胆的流放地。千百年的汉地之人对黑龙江流域的苦寒之态可谓知之甚少，更别说被流放此处。连流放到岭南，云贵，都觉得苦无甚于此。如果白居易，苏轼被流放到黑龙江流域或西域等处，经历这些甚于岭南千百倍的折磨绝域，不知会作何感想呢？清初，“宁古塔”是龙兴之地，又是苦寒更甚之所，对于惩罚汉地之人是绝佳之选。所以那些疑似“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的汉人士大夫及家眷，大多会被优先发配到“宁古塔”。到后来，获罪的汉官也常发配此地。而那时的黑龙江流域一度曾是抗击沙俄入侵的前线。有些流放到“宁古塔”汉人士大夫，也能有幸参与边事斗争。随着乾隆帝平复新疆。迪化，伊犁又成了新的犯官流放之地。乾隆时名臣纪晓岚曾被流放迪化，道光时名臣林则徐被流放更西端的伊犁。这些地方即使是今人，对此仍有天涯之感，更别说以牛马代步的古代。

古代“犯官”或士大夫流放之地的变迁，既说明了中国人“天涯观”的演变，也说明了对蛮荒之地定位的变化，更说明了中国实控疆域的日益变大。

迁谪流放同样也是一种文化现象。很多名家，因为流放而涅槃。屈原应该是流放文化之祖吧！《天问》《九歌》《离骚》问天的浪漫文辞，和“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悯人的现实情怀。这些屈原在流放地的风骚文采，足可传吟千古。唐代流放岭南最有文化标志符号的莫过于宋之问，柳宗元。宋之问度大庾岭哀叹“魂随南翥鸟，泪尽北枝花”柳宗元贬官柳州则更伤感“一身去国三千里，万死投荒十二年”和“城上高楼接大荒，海天愁思正茫茫”对于流放夜郎，李白送别被流放的王昌龄，愁眉不展，宛如生离死别的吟道:“杨花落尽子规啼，闻道龙标过五溪”对于自己将流放夜郎遇赦，则眉飞色舞，醉酒狂歌道:“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对于岭南等天涯地角。古人那种幸与不幸的喜怒哀乐。千年之后，犹跃然于诗词纸上，和字里行间。

宋代最具有“天涯”流放文化符号的莫过于苏轼，秦观，宋徽宗吧。秦观被流放郴州，成日家哀叹“郴江幸自绕郴山，为谁流下潇湘去”，“衡阳犹有雁传书，郴阳和雁无。”苏轼的一生更是被流放的传奇。用他的诗自我总结就是“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一处比一处流放的远。如果流放黄州还有“大江东去”和“三国周郎赤壁”等江山人物和文章的自我慰藉。还能感悟岭南流放归来柔奴的“此心安处是吾乡”那么轮到苏轼自己被流放到岭南的惠州时，哪怕是自解于“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也难挥去“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天涯断肠人之感。更别说天涯海角的儋州。如果相比于被“流放”更远的亡国之君宋徽宗，那么苏轼的“天涯何处无芳草”的苦难，就显得不那么足道了。宋徽宗被金国“流放”到五国城。那是个当时汉人，估计翻遍几千年史籍和地图都找不到的绝域。在那万水千山，天遥地远的五国城，这位曾经的一国至尊。在冰天雪地里哀吟出:“彻夜西风撼破扉，萧条孤馆一灯微。家山回首三千里，目断天南无雁飞”这位老朽的昏德公，或许此时还眼巴巴盼着他那位，好不容易捡到皇位，却龟缩到江南的儿子宋高宗赵构赎他回去吧！呜呼哀哉！

明代的王阳明被流放到贵州龙场驿。这位大儒在此“天涯”的蛮荒之地开启了心学宗师的一生，悟出了“心即理”并传道授徒。王阳明提倡的“知行合一”是我们这个民族或个人很需要的精神品质。空谈误国，实干兴邦。至于那位从天之南的广州，被流放到日之西伊犁的林则徐。在万里向西的流放途中，他是否会想起韩愈示侄孙湘的诗“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钱。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也许会，毕竟“萧条异代不同时”；也许不会，毕竟“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林则徐应算是中国封建时代的最后一位流放“天涯”的士大夫名流吧！

这些流放天涯之人，由于名气所著，无论是否相逢过，我们都有似曾相识他们的感觉。至于更多流放的“天涯人”由于名气不著，几乎都是被淹没历史的古道荒城之间。有多少天涯人，像王阳明《瘞旅文》中无所知名的一主一子一仆三人死在流放途中，成孤魂的呢？又有多少天涯人，死在像《水浒传》那类“野猪林”里，成冤鬼的呢？更别说客死天涯谪所，难归故乡的，又有多少呢？

发思古之幽情，说千道万，终是俱往矣。唯有借白居易片言“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或许能穿越惊涛拍岸的时空，一悼古今天涯沦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