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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商在稳定坚实的大宗族结构下长期发展，逐渐壮大姓氏家族使得后世徽商中的许多发展成为累世家财。方士琯就是这样的儒家教育徽商家庭结构下的累世富商。在传统的徽商家族中“子孙永宝”与祖先崇拜“孝”的观念密不可分，因为徽商宗族需要它们来维持内部稳定。家族传承成为同财富在一起的艺术品最好的收藏方式。

徽州地区多有聚族而居的世家大族，明清以来徽州地区先后编有《实录新安世家》、《新安名族志》、《新安休宁名族志》，反映出徽州地区宗族制度的发达，相应的也产生众多的世家大族。当然祖上留下来的藏品在迫不得已之下是不可变卖转让。明代书家祝允明曾在徽州为溪南吴氏作《溪南八景诗》，其手迹为子孙世守近两百年，后人吴与桥以之刊刻上石，又请画家石涛以其诗作画，成《溪南八景图册》。

私人会所——水明楼

《鹿邨先生诗集》中有一题为《春初集饮水明楼，同个山赋得人日题诗寄草堂》这首诗当写于八大回到南昌不久，在这之后有两首涉及八大，而后是一首在八大唱酬之作《水明楼除夕寥渚桅灯漫兴》是八大72岁之作。《对题诗画册》在诗后题识“此予水明楼上工欲辍未辍时画，岁月即忘”词作为八大山人75岁所作。《水墨花鸟册》款题“辛已之冬日画于水明楼。”《兰亭诗画册》中对题“云光此图画，何处笔与纸。来日方山人，著书鹿邨里。”可见水明楼是鹿邨与友人唱和诗歌，绘画创作的重要地点。八大山人经常活动在水明楼。

《对题诗画册》中“是雀几多年，展书三四卷。无人送黄雀、去我不得远”时候跋云：“此予水明楼上工欲辍未辍时画，岁月即忘，一日苍老年翁出筍中，索题数首，亦是兴既阑未阑时笔。语云：百巧不如一拙，此其是也。”从中得知的信息：一，在水明楼中方苍模拿出以前八大所作的画请其题款。二，在水明楼中活动的人绝对不仅仅是八大和鹿邨的家人，还有其他的友人。三，水明楼藏有一部分八大的作品，可能是八大赠与鹿邨私人的；也有可能是八大寄存于此处便于出售。四，在这样的情况下也可能是供其他文人和诗、赏玩书画的地方。

鉴于以上几点结合鹿邨的身份可以推出以下几点：第一，水明楼置鹿邨的家中但是个半开放性较私密接待友人之地。第二，方士澍的家藏十分丰富，水明楼应该就是藏品集中地，供友人观赏的地方。第三，既然水明楼收有八大之前的作品，以他的交游圈一定还收有当时其他文人的作品。

第四，这里极可能是将作品转移到其他收购者手中的一个商业地点。第五，想必这样的地方也是各个阶层趋之若鹜的“香饽饽”。不仅是商人甚至是文人官员都会积极地与之相交。可以推测商业伙伴或文士友人在这里的交流就像当时的文人活动一样，品茶、唱诗、古今书画、器物鉴赏等等。这就使水明楼成为当时很好的私人会所，沟通商人阶层和文人阶层、士绅阶层，八大借助这里可以很好地建立自己的交往圈；反之正因为他特殊的身份吸引更多的儒商或文人，官员与之相交，这对于商人是十分重要的人脉资源。

一方面，水明楼很好地满足了时人文人气质一面，得到名人字画以附庸风雅；另一方面也满足了八大这样想出售作品的商业性质。再一方面，权利的双方通过这样的平台可以弱化之间的矛盾。这里开始八大与鹿邨的相交已经不是前面所提到的那种赞助人身份了，相反八大成为鹿邨很好的身份证明和重要资料

源。在水明楼方士琯已经开始了他对艺术品的经营。下面将探讨一下方士琯水明楼的累世家藏与徽州名门方氏家族的发展关联，以及更大的徽商儒家文化信仰作用下所形成的水明楼。

徽商群体崛起——儒家思想的共同心理徽商的艺术赞助行为离不开他们的经商财富，而“贾而好儒”的徽商群体崛起并非一个偶然的现象，长期在外行商的徽人为使家族事业的扩展与稳固实行一系列的内部手段来维系。封建社会走到清代已到了末世，但传统的社会价值观念仍未改变视科举为第一功名事的情况，“农为天下之本务，而工贾皆末也”。

商贾居四民之末，这在徽州自然也不例外。但徽商欲求争得自身的地位，争取自身的发展，就必须要建立起自己的价值观。因此，徽商群体心理整合的核心，便是以新的价值观对抗传统的价值观，并以新的价值观作为群体成员行动的心理依据和追求目标。为此，徽州商人以“功名”两字概括其内涵极其丰富的价值观。

他们认为，经商和读书一样也是求功名，也是人生的正途。经商而起富，就是获有功名。故“功名”在徽州社会还成为衡量徽州商人贤与不肖的价值尺度。“徽俗，商者率数岁一归。其妻孥宗党全视所获多少为贤不肖而爱憎焉”。

徽商是个强大的群体，他们最早的从商单位也是以家庭或个人为主体的。随着从商的人数增多，腹地扩大，涉及的行业、产业增多。尤其是在外行商时来自当地的排挤，促使徽商不得不为自己的利益考虑形成徽商的群体一以商会的形式开展商业活动。

宗族、地域观念的作用，在强烈的宗族观念和荣光耀祖心理的驱动下，在这样共同祖先和宗族的心理下，徽商对本族或原籍的人有最大的信任感，所以一般都从原籍或同族招募学徒、雇员、寻求合伙人。渐渐地徽商的团体越来越壮大。商会这样的同乡之所以可以很好地安抚他们远在他乡的情感寄托。

当然商会只是在一部分的条件下促使徽商的强大，在徽商的内部文化中他们崇尚的儒家文化是他们的文化共同心理。这不仅仅是思想大潮中的跟从，在朱熹之后的儒家理学强调伦理道德，这是徽商维护自己家庭和谐稳定的必须。在一个以经商为主体的徽商家庭中，家庭的男性在外长期行商，由于时代交通的局限性与商业活动的限制性，回家长时间的居住可能已经变成奢望。一个徽商家庭的男子可能很早就结婚生子之后便离开家乡开始他的事业。

但是在故乡的家庭又是他必须维持的，支付家庭的开支是一种手段，更重要的是朱子理学在帮助维护家庭的稳定。从另一方面来讲它成为社会的共同心理的同时无形地为封建家庭成员加上了一道沉重的枷锁。宗族祠堂、家族祭祀、祖先祭拜、宗族中长辈的绝对权威地位等等都是这道枷锁的衍生物。守在家的女性成为其中的最大受害者，家族为他们所立的牌坊成为压在他们身上无从摆脱的道德枷锁。

徽商为了不断巩固自身的地位和资本积累的目的，望族之间的联姻是他们常用的手段，往往行之有效乐此不疲。不能说联姻为两个家族之间带来了巨大的利益但是联姻的手段将两个不同的宗族拉近了关系。在这样的前提下相互间的信任加强，联系加强，荣誉和利益联系在了一起，合作则必然走向两利。

徽商在经过这四个内部与外部相结合的手段将徽商的宗族完善稳定，为自己在外经商积累资本不断强化修养向仕族靠拢，他们渐渐地掌握更多的社会资源。形成一个自生不断向宗族捐送金钱财作为壮大徽州族群和教育后代、维护徽州家庭的资本；而高度团结的宗族力量与人才力量又成为了徽商在外打拼的坚实后盾的良性循环。

方姓在徽州是大姓，在唐力行的《徽州方氏与社会变迁一兼论地域社会与传统中国》详细地介绍了徽州方氏的由来，在文章中作者将方氏的迁移归纳为社会动乱、人口与土地矛盾、在外经商和宦游三个方面，经过长时间的发展在清康熙九年歙县方氏的十二派比洪武四年的十派宗支增加两派，其中六派是因社会动乱而迁人徽州。

时间主要是在唐末、五代时期；另外四派则是因为人地矛盾而迁徙的，其中有三派是由渝坑分支派生，其时间则主要是南宋；除此之外苏村、环岩两派始迁原因不明。因宦游和经商迁徙的均未直接构成大派，但在16世纪以后因商业迁徙者在外地发展构成新的门、房支系甚多。在长时间的迁徙中，方氏保持着清晰的统系，有严格的世代区分。

方氏十二派均出方储之后，其中方储次子规之后有灵山、环岩两派;季子洪之后则以二十九世纪干、羽兄弟分支。之后有方村、渝坑、渝潭、潜口、沙溪、苏播、播苏、佘坡、拓源九派;羽之后则有联临派。十二派有着共同的始祖崇拜，有着固定的祭祖节日。凡统系、世次不明者不予认同。

根据陈智超《明代徽州方氏亲友手札七百通考释》中谈到这些手札主人方用彬身份的确认时说道“歙县方氏当时分为十派，方用彬属于当时最大的环岩派。环岩派又分为二十门。”其中对来往书信中方姓人物的考释仅在歙县环岩《方氏族谱》中，其他同姓之人只作出了大概的推测。其中有一位与之书信来往地方大激，也就是当时与岩镇程房君齐名的著名墨工，并有《方氏墨谱》传世的方于鲁。

对于这位名家的记载“大长用彬一岁，却称用彬为宗兄，虽同族，因血缘关系较远，长幼之序不甚严格。”“如果能找到他们的族谱，对于进一步研究他们本身的情况以及他们与方用彬的关系，将大有好处。”这与《墨的艺术“方氏墨谱”和“程氏墨苑”》24中对方于鲁的宗族记载内容不谋而合，对他的介绍同样是放在成年以后的事迹，对于他的父亲姓名未曾提及，只提到是庶出。可见方氏宗谱资料的复杂性，有待挖掘。

结语

在这样纷繁复杂的资料中要在前人的基础上找到鹿邨先生详尽的宗族介绍需要大量的时间、人力和体力，这也是一项相对巨大的工作，在未来的研究中希望有机会可以将它完善，但在这样的前提条件下我也想提出几点推测：

首先，“路口”这个地方在从现在的歙县县志来看有可能出现在两个地方，一是在郑村镇，这里的路口分为上路口和下路口，据县志记载它曾经隶属于岩寺区（今属安徽黄山市徽州区）也就是古代的岩镇所在，同样是方氏最大的环岩派所在地，这里位置上比较接近。二是，杞梓里镇的路口村，在地理位置上与岩镇相距较远。在县志中记载全镇有杞梓里、英坑、水竹坑、苏村、路口、齐武、唐里、外廊、王旰、横山路等年以上古村。主要姓氏有方、王、柯、黄、汪、郑、吴、张、鲍、姚、殷、程、徐、洪等，其中方氏为境内最大姓氏，占全镇总人口一半25。方士琯所在的路口并不能以一句话来确定。

第二，在《明代徽州方氏亲友手扎七百通考释》中，提到地方大治请歙县的从吾为他的亲戚与儿子制印之事，但因人在真州只好委托在歙县的莲池替他催促，他不仅自己写信也请在真州的侄子岩耕写信时提醒此事。

后来他的儿子士极收到所刻之章，请收信人评价。可见他也是篆刻的行家。在陈先生的研究中既然能确定金册三、火册七四的收信人是方用彬，那水册一九的收信人莲池与方用彬应是同一人。

从这些信中可以推断出方士极是方大治的儿子，而他两又同时称方用彬为“宗兄”，这就矛盾了，但是陈智超先生给出了另外一种更可信的解释“方大治虽也是方氏族人，但非环岩派，与方用彬血缘关系较远。以辈分而言，大治与用彬是同辈（大治、大激等都称用彬为兄）但以年龄而言，大治比用彬年长许多，大治对用彬的称呼是按宗族的辈分，而他的儿子们则是按年龄而言。如我前文所言由于方姓宗系甚多，并未对方大治这一支做出详尽的考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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