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强胡长春摘要：布衣书家邓石如，是清代碑学的先驱人物，他站在书法创新的前沿，成功表达了这一时期书法审美意识和审美品格，其书法艺术成就非凡。但究其文化修为，由于文化传播过程中的失误，说他“少读书”“不识字”。为什么历史上对邓石如文化修为的评价却是两个截然不同的说法。邓石如逝世已二百多年了。由于时间久远，其诗词、文稿散乱流失，给研究其文化修为带来很大的困难。“少读书”“不识字”，这些言论也影响了后人对邓石如的正确看法。本文试图从文献的角度，重新梳理邓石如的学习经历，全面研究其诗词、文章、书法等，以期确定其文化修为的高低，还历史本来面目。关键词：邓石如文化修养研究一、长期以来对邓石如文化修养的误读布衣书家邓石如，是清代碑学的先驱人物，他站在书法创新的前沿，成功表达了这一时期书法审美意识和审美品格，其书法艺术成就非凡。但究其文化修为，由于文化传播过程中的失误，说他“少读书”、“不识字”，但山人在文学上用功甚勤，一生游历的他，没忘读书，也没少读书，于文字学用功颇深，诗词亦别有风趣。邓石如逝世已二百多年了。由于时间久远，其诗词、文稿散乱流失，给研究其文化修为带来很大的困难。对邓石如文化修为的探索大多以包世臣所撰的《完白石如传》和李兆洛所撰《石如邓君墓志铭》等十四家传记及山人存世较少诗文、书札为主要依据。但存世文献对邓石如文化修为的记载却存许多矛盾之处，一是，晚年与山人交往甚密的包世臣、李兆洛等所言：“山人少产乡僻，少所见闻”、“少罹孤悴，未专诵习”、“亦不读书……邓生虽能书然不识字，体多谬”等。二是山人好友师荔扉、阳湖左辅等称其“诗文字已成三绝，汉晋唐容萃一身”、“诗古文辞亦然”、“到门不做周旋词，出口狂吟旧日诗”等。邓石如篆书周易之谦卦轴为什么历史上对邓石如文化修为的评价却是两个截然不同的说法。一方面邓石如传世的传记中大多以与山人结成师友关系的包世臣所作的传记中“少产僻乡，尠所闻见”为依据，但通读包世臣所写《完白山人传》，“少产僻乡，尠所闻见”明显是讲他年少时的经历，这不能代替他一生都是如此，但这种误解却被后人逐渐扩展开来，断章取义，以讹传讹，结果导致后人误以为山人“胸中少古人数卷书”没什么文化，甚至是“不识字”。另一方面，邓石如作为碑派书法革新的代表，与传统帖学审美存在着诸多矛盾，与守旧审美之间的争辨无法避免，邓石如在京都不去拜访翁方刚而引发的礼节问题，实质上是两人所走的书法道路审美意趣不同导致的“书派”之争。新事物形成起初都会遭受旧事物的批判和攻击，在书法上也不例外，在传统保守书法审美把控下的书法界，面对新生碑派审美意识，遭受批判和攻击是在所难免的。加上一生布衣的他，地位上的“朝野”之分和门户之见，使他也不同程度的受到歧视。这些批判他的人在书法篆刻上找不到否定他的理由，于是说他“少读书”“不识字”，这些言论也影响了后人对邓石如的正确看法。本文试图从文献的角度，重新梳理邓石如的学习经历，全面研究其诗词、文章、书法等，以期确定其文化修为的高低，还历史本来面目，不当之处尚祈方家教正。邓石如隶书对联二．邓石如的启蒙教育中国的童蒙教育历史悠久，早在殷商时期就有贵族子弟“外出就傅”接受蒙养教育的传统，后历经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等几个朝代的发展逐步形成较为稳定的模式，并朝着大众化的方向发展。首先从社会大环境来看，邓石如所处的乾嘉时期，“官本位”思想在每个读书人心里牢牢扎根，读书做官作为科举时代的主导思想，一直与科举制度相始终。科举及第，就意味着名利双收，而士子们所学课程也紧紧围绕科举考试的内容而设置。清朝基本上承袭明代科举制度，明代学者吕坤，在其《社学要略》中讲：“初入社学，八岁以下者，先读《三字经》，以习见闻，《百家姓》以便日用，《千字文》亦有义理”。乾隆十六年辛未（公元）九岁的邓石如从父读书一年，这一年的学习是以识字教育为主的童蒙之学，其课程不外乎《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弟子规》、《弟子职》、《千家诗》、《小儿语》、《孝经》、《正蒙》、《通书》等等。后辍学，逐村童采樵贩饼饵，负之转鬻，日以其赢给饘粥。乾隆十八年癸酉（公元）十一岁的邓石如，间从诸长老问经句读。效其父木斋写篆隶刻印。祖父士沅于诸孙中独爱山人。家境贫寒的邓石如虽然辍学，但其祖父士沅，邑庠生，孝悌有学行，精书史。其父一枝，好学多才，善诗文，工书画篆刻，兼娴史籀之学。在这样的家庭氛围影响下，山人没有停止对学问的追求。自己对书法、篆刻的喜爱，也为其后成为一代碑学书家巨擘播下了种子。“间从诸长老问经句读”可以看出，其学习的内容已经是高于童蒙之学的《四书》、《五经》了。乾隆二十六年辛己（公元）十九岁的邓石如随祖父至寿州为塾师，便已能训蒙。生活的困苦丝毫没有减退邓石如对知识的追求，他一边为生计奔波，采梠入市，编荆为床，贩饼饵，负之转鬻。一边读书练字，暇即从诸长老问经句读。生活的无奈使他不得不放弃学业，相对于同龄读书的士子们，他的确是“未专诵习”，从侧面也验证了方履篯在《邓完白先生墓表》中所言：“少罹孤悴，未专诵习”的说法，同时也否定了吴育在《邓完白传》中所说：“亦不读书”的说法。邓石如篆书千字文乾嘉时期朴学盛行，这些朴学家们继承汉代学者传统，以文字训诂为治学的基本功，因此许慎的《说文解字》为学人必修之课。乾隆初年，扬州盐商、藏书家马曰琯就曾刊行过《说文解字》，不久后，著名学者、安徽学政朱筠重新校订并刻印了这部经典字书。受乾嘉朴学影响的邓石如，文字学自然也成了他的必修课。乾隆二十四年己卯（公元）十七岁的邓石如为潇洒老人书《雪浪斋铭并序》篆书隶书册，此作是邓石如早年仅存的一件作品，通过作品可以看出，邓石如已经在父亲的影响下开始学习篆籀之学，并在书法上崭露头角。但因未通小学，不谙六书，多以己意为之，篆法时有乖误。这也可能是素无会面的吴育在《邓完白传》中说：“邓生虽能书，然不识字，体多谬”的原因吧。但乾隆三十九年甲午（公元）32岁的邓石如在寿州初识梁巘。于乾隆四十五年，由梁巘介绍到南京梅镠家学习，邓石如在梅家“留六阅月”，纵观博取，推索其意，又苦篆体不备，手写《说文解字》二十本，可见用功之勤。乾隆五十一年丙午（公元）太傅曹文埴，命作四体千文横卷，石如一日而就，文埴叹绝。则可看出他对文字掌握的熟练程度和深厚的文字功底。乾隆五十七年壬子（公元），五十岁的邓石如致书信于两湖总督毕沅，曰：“连日为少君书《说文字原》一编，凡一字之意，俱从《说文解字》之意，参以他书，细为旁释明晰，意义赅备。”亦可看出邓石如对文字学已经有了较为深刻的理解，并有所感悟。总之，邓石如在文字学上所下的工夫是较深的，至于阳湖派名家吴育虽倾倒于邓书，可惜晤面无缘，彼此并不相识，所说：“邓生虽能书，然不识字，体多谬”则是以偏概全，是对邓石如的误解，我们应正确看待这一问题。邓石如隶书西都赋八条屏三．邓石如的书学修养邓石如是清代碑学兴起之后第一位在篆、隶、真、行、草、篆刻等方面付诸实践的书家。他的篆书仿猎碣及周秦以来金石铭文，落笔全本《说文》，绝无省文俗体混入，又能以“隶笔为篆”五指齐力，笔端着纸如锥画沙，笔力雄强，气势苍古奇伟。他的隶书，逆笔中锋，使转苍厚，纵横驰骋，无所依傍。有《张迁碑》的凝重，《禅国山碑》的丰伟，《华山碑》的姿纵，《白石神君碑》的磅礴、苍劲和洒脱。包世臣在《国朝书品》中，将其篆书列为“神品”，分书和真书列为“妙品上”，草书列为“能品上”行书列为“逸品上”。邓石如在书法史上对完善碑学实践和理论具有重要的意义。邓石如书法的成功亦是其书法修为的体现，离不开书学审美理论的支撑。在这方面对其影响最大的莫过于负有学术声誉的经学家程瑶田与帖学大家梁巘。一方面，徽派朴学金石家对山人的影响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尤其是著名经学家程瑶田。邓石如自戊戌（公元）春初邂逅程瑶田至己酉（公元）岁的12年间，三次“得追陪杖履，得渥亲风教”，得到程瑶田的看重和教诲，并先后有过三次面授，第一次是庚子（公元）岁，于扬州地藏庵僧舍，第二次是壬寅（公元）岁。于歙县溪南吴氏馆舍，第三次是己酉（公元）岁，与嘉定馆舍。特别是第一次，是邓石如在书法发展进程中至关重要的转折点。程瑶田对邓石如的教诲影响是深远的，从山人的自述中“余之书始获主张”可以看出他不仅向山人传授了一整套的关于书法的理论知识。作为乾嘉朴学时期负有声誉的学者，也将朴学的文化意识和审美观念一并授之，这是其书法成功的关键。另一方面，邓石如在寿州遇见梁巘，得到梁巘的赏识，授以笔法，其后时有书信往来，乾隆四十九年（公元）邓石如还“作数章寄闻山”，乾隆五十年（公元）梁巘临《阁帖》赠邓石如。邓石如对梁巘的知遇之恩在内心也是感激的。从邓石如晚年的一首诗中可见其怀念梁巘时的师生之情：“寿阳荆识梁鸿座，风度时亲梦寐间。问讯一帆清颖水，乡心几叠皖公山”。再以常理揆之，面对这样一位博学多识的老师，邓石如岂能只请教书法方面的知识，亦会涉及其他诸方面，梁巘对其在文化修为上的影响也不容小视。中国古代的书家深知，“读破万卷书，滋养字外功”的至理名言，邓石如也不例外，乾隆四十六年辛丑（）五月邓石如刻白文印“淫读古文，甘闻异言”似乎也印证这一点，文化成就了邓石如，他也曾言：“读书须极熟，然后得尺则尺，得寸则寸，久之自不能舍”。一生游历的他，没忘读书，也没少读书。总之这些为其后成为书法大家提供了内在理论依据。四、邓石如的诗文修养在数千年的中国文化发展过程中，书法一直作为文人资格和文化整体高度的象征，在知识结构上，书家与文人是相统一的，这些书家既精通于经史之学，又晓诗文、绘画。清代刘熙载在《艺概卷五·书概》中谈到：“书者，如也，如其学，如其才，如其志，总之曰如其人而已。出身寒门的邓石如，虽年幼时只读过一年书，却成为了碑派书法的开山之人。在朴学称雄的乾嘉时期，他站在书法变革的前沿，成功表达了这一时期的审美意趣。他书法的成功不是偶然的，是涉猎传统文化之后，将文化进一步融入到自身的书法之中。没有传统文化的滋养，邓石如不会成为一代碑学大师，所以邓石如于诗词、文章方面也是有所修为的。邓石如隶书登黄鹤楼诗轴（一）邓石如的诗邓石如生活的乾嘉时期，是“中国古代诗史集大成的总结时期”，诗人在社会巨变中，思考着社会、人生，诗歌创作空前鼎盛。诗歌与书法本是同根的产物，诗歌是语言的艺术，是诗人情感的宣泄，文化精神的外化。书法是线条的艺术，但不是简单线条的组合，是书写者情感律动，是对生命的表达。二者都流露着诗人与书家的审美趋向与价值追求，是其文化修为的体现。这一时期善诗文书画者甚众，被师荔扉称赞为“诗文字已成三绝，汉晋唐容萃一身”的邓石如，其诗词成就如何？日本书法家西川宁在《邓石如诗存》后记中讲：“完白山人于诗文，素非所用功力，世殊希知之”。的确山人已经离世两百多年，其诗词文章散佚流失，穆孝天先生，经过二十多年的努力，终有幸蒐集到他七十六首诗词，论数量的确微不足道。但也有利于我们加深对邓石如的认识。山人存世诗作虽然不多，但创作岁月伴其一生。整体来看，全部篇什给人的首要印象可以这么说：不拘泥保守，创为新格，与堆砌板滞的“式帖诗”或“应制诗”正好相反。邓石如的诗不是一种学者的遣怀，要那样往往得加注，也不是一种艺术家的玩票，要那样往往就不可读，对他诗词作品的定位，“诗文字已成三绝，汉晋唐容萃一身”不免有些奉承之意。还是李兆洛在《书完白翁传后》中讲的比较贴切：“时作小诗，特有风致”。如乾隆五十五年，所做《登岱》诗，更是渗透了他一片至情，释放出个人此际独具的情怀，尤为动人：岱秩巍巍秉节旄，峻嶒直上走猿猱；一无所限惟天近，百不如人立脚高。过眼浮云失齐鲁，增封诸岳视儿曹；山林莫讶风尘迹，终古乾坤几布袍。乘兴挤攀第一峰，随声謦欬与天通；依稀百二秦官小，缥缈三吴练影重。骇目涛翻沧海日，迎人青涨徂徕松；孑然两脚游山屐，撒手苍岩掷短筇。这两首七律中，“岱秩巍巍秉节旄，峻嶒直上走猿猱”，让我们马上联想到杜甫的《望岳》：“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泰山神奇秀丽和巍峨高大的形象跃然纸上，诗人放情山水，无不体现对祖国大好河山的热爱。“一无所限惟天近，百不如人立脚高”、“随声謦欬与天通”等诗句，又是何等的大气磅礴。诗人始终以“终古乾坤几布袍”引以为荣，他对人世不如意的愤慨与自己的自豪感油然而生。在那人吃人的社会中，他置身于污泥之中而一尘不染，诗人的胸襟是广阔的，精神生活是丰富的，是值得我们学习的。罗聘绘《邓石如登岱图轴》（局部）鲁承烈当年赠邓石如的诗轴“谛仙工部为其师，安得千载为一时”不是空穴来风，他的古体诗学李白，学杜甫，开合跌宕，时有秋气。如乾隆五十七年五十岁的邓石如作《登岳阳楼》：八百波涛接大荒，水天浩淼合清苍；虽能气象争河海，但觉神仙渐渺茫。一抹君山浮髻小，数声湘瑟引长风；荡胸涤尽尘襟垢，便算灵虚步帝乡。随着邓石如阅历的增广，学识的丰富，他的诗也渐渐变得洒脱，诗风上由唐而宋，兼容并蓄。尤其是第一句“八百波涛接大荒，水天浩淼合清苍”秀润中透着一股大气，真是柔中带刚。总之邓石如虽然在诗词方面的成就不及书法，但他的诗文仍透漏着他文学上的才华，可见在诗词方面邓石如也是下过较深的工夫。山人流传于世的诗作，我们细细品味，颇觉又是一格，耐人寻味。邓石如篆书朱熹《四斋铭》（二）邓石如的文章说到邓石如的文章，也许有人认为根本无需道及了，邓石如的文章留世较少，仅存八篇文章，六通书信二十则书印题记。文存虽少，但却很见功力，《陈寄鹤书》洋洋洒洒两千言，读之令人心境为之一震。其文别出机杼，文风犀利，气势激扬磅礴，可谓是烜赫一时的名篇。不仅如此，山人于嘉靖六年所作《挽金榜联》引言，文章声情并茂，其哀思之痛溢于言表。寄挽檠斋先生灵几：噫！先生竟没也耶？忆自程葺翁徵君介而来见，蒙清赏以来，倏倏近廿年矣。一笈横肩，或岁而至，或间岁而一至。先生忘其贵，余忘其贱，款款相接，颍宾一室，寝斯食斯，不厌不倦，此情亦足千古也。每看余作篆，啧啧赞不以，曰：“真唐监后一人！宋元以至今日，无有加于君者，勉之！勉之！”余常感激于心，不一日忘也，今几年矣，渐臻衰惫左臂不仁，目喑，齿动摇；尝自念曰：老矣江湖，依然故我，疲于跋涉，犹不如人；然与此间不敢不勉，恐玷葺翁之介，且负知己于地下也。闻先生以六月故，辛酉冬余来扬，因作此联寄挽。吁！世路沉沉，希再获于伯乐之一顾者，亦竟已矣。书至此，不禁泪涔涔下也。其如先生今竟长逝也何；噫！时嘉平望前一日，邓石如顿首书于邗上亦是草堂。客至不归，况味殊恶也。山人好友金榜逝世，伤心不已的他写下了这篇序文，此文虽语词淡然，但字里行间却流露着其心中的悲痛与哀思之情，开篇疑问“先生竟没也耶？”他不敢相信好友去世的事实。他回忆相识之初“世路沉沉，获于伯乐之一顾”，金榜对他的知遇之恩，他感激于心，怎奈“伯乐”却先山人而去。与先生相识的二十多年中“颍宾一室，寝斯食斯，不厌不倦”，彼此情深义重。越是追忆往事，心就越痛，“书至此，不禁泪涔涔下”。他的文章与他诗歌诗观上的抒情性是一致的，其文重在抒情，是情感的真实表白。邓石如篆书《管子·弟子职》五、邓石如书法作品中所引古代名著辑录对传统名著的阅读在中国已经存在了几千年，为中华文明的演进做出了巨大贡献，传统名著的阅读不仅满足了人类高级的精神需求，也培养了人类丰富的想象力，激发了人类的创造性的思维。人的许多活动是通过阅读实现的，阅读的过程其实是一个不断思索、判断、评价、想象的过程，是对知识的深化和再创造的过程，是提高文化修为的主要手段。从邓石如传世书法作品的文本中，我们亦能看出他对古代传统经典的阅读范围之广，从上古到近古，跨度几千年。现对其书法作品中所引古代名著做简单的辑录。先秦:1.《周易》（乾隆四十六年书“谦卦”篆书轴）2.《周易》（乾隆四十六年书“周易说卦传”篆书轴）3.《周易》（乾隆五十一年书“乾卦文言传”篆书轴）4.《诗经》（乾隆五十六年书“诗经南该”篆书轴）5．《管子·杂篇》：管仲（嘉庆十年书“弟子职”篆书册）6.《国语》：左丘明（传）（无书写年代“商铭”篆书）7.《黄帝阴符经》：黄帝（传）（无书写年代，“阴符经”篆书六幅屏）秦汉:1.《黄帝铭》（传）（乾隆五十年书“金人铭”篆书轴）2.《毛诗》：毛亨、毛苌（嘉庆二年书“毛诗大雅抑章”隶书轴）3.《大戴礼记》：戴德（无书写年代，“武王践祚篇”篆书十页）4.《乐志论》：仲长统（无书写年代，“乐志论”楷书轴）魏晋南北朝：1.《颜氏家训》：颜之推（乾隆五十一年为翰风作“颜氏家训”隶书）2.《千字文》：周兴嗣（乾隆五十一年为曹文埴书“千字文”横卷）3.《陶渊明集·与子俨等疏》：陶渊明（嘉庆四年书“少学琴书”隶书册）4.《宋书·臧涛传论》：沈约撰（嘉庆九年书“宋武帝与臧涛书”篆书）5.《酒德颂》：刘伶（无书写年代，“酒德颂”篆书册页三幅）6.《陶渊明集》：陶渊明（无书写年代，“陶渊明杂诗”篆书四页）7.《后汉书·仲长统传》：范晔（无书写年代，“踌躇畦苑”楷书轴）隋唐五代：1.《石鼓歌》：韩愈（乾隆五十一年为为金榜书“韩文公岐阳石鼓歌”隶书）2.《春夜宴桃李园序》：李白（嘉庆四年书“春夜宴桃李园序”篆书）3.《心经》：玄奘译（嘉庆八年书“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篆书）4.《石涧记》：柳宗元（嘉庆九年书“石涧记”篆书）5.《庐山草堂记》：白居易（嘉庆九年书“庐山草堂记”篆书屏）宋辽金：1.《雪浪斋铭》：苏轼（乾隆二十四年书“雪浪斋铭册”篆书轴）2.《司马温公家仪》：司马光（乾隆五十一年书“司马温公家仪”隶书）3.《程子四箴》：程颐（乾隆五十六年书“程子四箴”篆书四幅屏）4.《四斋铭》：朱熹（嘉庆四年书“朱文公四斋铭”篆书轴）5.《西铭》：张载（嘉庆六年书“张子西铭”隶书）6.《西铭》：张载（嘉庆十年书“张子西铭”篆书）7.《朱子语类》：黎靖德（嘉庆八年书“朱子语录”篆书）8.《敖陶孙诗评》：敖陶孙（嘉庆十年书“敖陶孙诗评”隶书十幅屏）9.《经鉏堂杂志》：倪思（无书写年代，“经鉏堂杂志”隶书轴）元明：1.《四时读书乐》：翁森（乾隆四十七年书“读书乐”六条屏）2.《说文字原》：周伯琦（乾隆五十七年为毕沅之子书“说文字原”）邓石如隶书《毛诗·大雅》这些作品的文本，《谦卦篆书轴》、《周易说卦传篆书轴》、《乾卦文言传》、《诗经南陔》等为上古时期经典书目。《颜氏家训》、《千字文》、《酒德颂》等为中古时期文学上的代表作品。《程子四箴》、《朱文公四斋铭》、《朱子语录》等等为近古时期比较典型的文学作品。山人凭借广泛的阅读，不仅开阔了自己的眼界，也提高了自己的文化修为。正是他文化修为的提高，促使他书法艺术审美的成功表达。由此可见在书法艺术的大方向上，文化修为是其“技进乎道”的一个必经之路。书法艺术“技进乎道”是一趟极艰辛且成功率极低的苦难旅程，最终走出来的只有廖若晨星的几位智者，邓石如就是其中的一位，我们要知道书家的文化修为不等同于学者治学，知识是外在于你的东西，是材料，是工具，是可以量化的“知道”。对于书家来说文化修为是基于“知识”层次的践行与修养，是在广泛涉猎文、史、哲、美等传统之后，将文化进一步融入到自身的书法行为之中。集天下之智慧，成一体之书法，这是“得道者”的经验之谈，亦是邓石如书法艺术成功的原因。综合而言，我们对邓石如的文化修为的研究还值得深入下去，邓石如是富有才情之人，如果没有文学的积累，他的书法不可能成功。山人在文化上并非没有修为，只因他较高的书法成就，加之文化传播过程中的失误，说他“少读书”、“不识字”，这都是对山人的误解，实属邓石如的不幸。我们亦不能以这些误解作为评价邓石如文化修为的依据，更不能否定他在文化修为上的成就。我们要拨开历史的烟雾，还历史本来面目。（此文入选“全国第二届邓石如与清代碑学研讨会”，原载《中国书法》年第8期）注释：1包世臣，《完白山人传》，见穆孝天、许桂琼，《邓石如研究资料》，人民美术出版社，一九八八年，第二百一十一至二百一十五页。2李兆洛，《石如邓君墓志铭》，见穆孝天、许桂琼，《邓石如研究资料》，人民美术出版社，一九八八年，第二百一十八至二百二十一页。3穆孝天、许桂琼，《邓石如研究资料》，人民美术出版社，一九八八年，第二百四十八页。4左辅．《邓氏族谱·序》，见穆孝天、许桂琼，《邓石如》，安徽教育出版社，一九八三：第二百九十页。5穆孝天、许桂琼，《邓石如研究资料》，人民美术出版社，一九八八年，第三十九页。6马宗霍，《霎岳楼笔谈》，见穆孝天、许桂琼，《邓石如研究资料》，人民美术出版社，一九八八年，第二百九十七页。7吴育，《邓完白传》，见穆孝天、许桂琼，《邓石如研究资料》，人民美术出版社，一九八八年，第二百一十七页。8李世愉，《科举生活掠影》，沈阳出版社，二OO五年：第三十三页。9徐梓、王雪梅，《蒙学要义》，山西教育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第二十五页。10李兆洛，《石如邓君墓志铭》，见穆孝天、许桂琼，《邓石如研究资料》，人民美术出版社，一九八八年，第二百一十八至二百二十一页。11金杏邨，《邓石如年谱》，见《邓石如书法篆刻集·卷三》，安徽美术出版社，一九九四年，第一百二十九页。12穆孝天、许桂琼，《邓石如研究资料》，人民美术出版社，一九八八年，第七十四页。13金杏邨，《邓石如年谱》，见《邓石如书法篆刻集·卷三》，安徽美术出版社，一九九四年，第一百二十九页。14金杏邨，《邓石如年谱》，见《邓石如书法篆刻集·卷三》，安徽美术出版社，一九九四年，第一百二十九页。15刘恒，《中国书法史·清代卷》，江苏教育出版社，二OO九年，第一百五十六页。16穆孝天、许桂琼，《邓石如研究资料》，人民美术出版社，一九八八年，第八十页。17穆孝天、许桂琼，《邓石如研究资料》，人民美术出版社，一九八八年，第二百一十七页。18胡长春，《中国书法与古文字研究》，人民出版社，二O一五年，第二十八页。19胡长春，《中国书法与古文字研究》，人民出版社，二O一五年，第三十页。20胡长春，《中国书法与古文字研究》，人民出版社，二O一五年，第四十三页。21穆孝天、许桂琼，《邓石如研究资料》，人民美术出版社，一九八八年，第一百八十二页。22穆孝天、许桂琼，《邓石如研究资料》，人民美术出版社，一九八八年，第十七页。23穆孝天、许桂琼，《邓石如研究资料》，人民美术出版社，一九八八年，第十五页。24胡长春，《中国书法与古文字研究》，人民出版社，二O一五年，第三十五页。25穆孝天、许桂琼，《邓石如研究资料》，人民美术出版社，一九八八年，第一百八十三页。26胡长春，《中国书法与古文字研究》，人民出版社，二O一五年，第三十页。27金杏邨，《邓石如年谱》见《邓石如书法篆刻集·卷三》，安徽美术出版社，一九九四年，第一百三十四页。28穆孝天、许桂琼，《邓石如研究资料》，人民美术出版社，一九八八年，第一百八十二页。29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等整理，《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一九七二年，第七百一十五页。30严迪昌，《清诗史·上》，浙江古籍出版社，二OO二年，第一页。31穆孝天、许桂琼，《邓石如研究资料》，人民美术出版社，一九八八年，第二百四十八页。32穆孝天、许桂琼，《邓石如研究资料》，人民美术出版社，一九八八年，第二百七十六页。33穆孝天、许桂琼，《邓石如研究资料》，人民美术出版社，一九八八年，第三十九页。34穆孝天、许桂琼，《邓石如研究资料》，人民美术出版社，一九八八年，第二百一十八页。35穆孝天、许桂琼，《邓石如研究资料》，人民美术出版社，一九八八年，第三十九页。36穆孝天、许桂琼，《邓石如研究资料》，人民美术出版社，一九八八年，第三十九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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