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个阶段的关键词是“文化复兴”，这一阶段的汉服运动能够给社会带来的贡献是“文化繁荣和身份认同”。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汉文化在当下社会的生存环境可以说非常严峻。一方面是我们处在全球化大背景下，西方文化多年以来一直处于优势地位，因为时间在不断向前推移而不是停滞在当下这个节点上，未来世界文明全球化只可能加强而不可能后退；另一方面，华夏文明本身在过去的一百多年里就经历了无数场劫难，加上满清三百年的阉割和污染，很多人把近代中国的落后错误的归咎于儒家思想。

复兴汉文化可谓困难重重，曾经的辉煌、失落的传统、令人失望的现代社会种种方面促成了怀旧的悲情渲染，然而这种悲情主义我认为是很有必要的，渲染悲情不仅是重构现代汉服体系的合法性来源，更为汉文化的复兴在一个更广泛的层面提供了原动力。

文化复兴需要两个方面共同的努力：一则在于“维护”，即维护汉族文化本身；二则在于“区分”，即让汉文化与外来文化划分出明显的区别。

我们汉服运动身上穿的这最为明显的服饰文化，就是在维护和复兴由于异族侵略而断代的民族服饰。除汉服以外，像古琴、茶道、书法、太极等等以及各种汉族传统和复古的生活方式，它们不应该只是被存放在博物馆里蒙尘，而是我们汉族人日常生活中鲜活的一部分。在这些文化传统的传承与实践当中，我们拉近了自己与祖先之间的关系，被真切的赋予了“汉族人”这个集体身份，践行身为“华夏儿女、炎黄子孙”的内涵和实质。也就是说，找到了“我是谁、我从哪里来”这个问题的答案。

与此同时，“维护”汉族文化是在维护汉文化的延续性，使之拥有持久的生命力；那么“区分”汉文化与外来文化，则是在保持汉文化的纯洁性。两者就如同一块硬币的两面，相辅相成、不可分割，是实现文化复兴互相依存的两个至关重要的步骤。

为什么要维护汉文化的纯洁性、进行文化上的华夷之辨呢？我举两个简单的例子就明白了：

“三跪九叩”礼是我们经常在古装电视剧上看到的礼制，并且很多人自然而然的就认为这就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是所谓的“君主专制制度”下皇权发展到顶峰的标志，像《清会典》就明确记载道：“大朝，王公百官行三跪九叩礼，其他朝仪亦如是”。

然而，明代的习惯则是皇帝称呼大臣为“先生”，大臣不仅不需要自称“奴才”，更不会像满清朝臣那样跪地奏对，在朝堂上侍坐于前（侍坐，就是恭敬的坐着）。《明史·礼志》记载，“凡百官于御前侍坐，有官奏事，必起立。奏毕，复坐。”

同样是礼仪，我汉人礼仪一招一式皆暗合天道、意在秩序和尊重，满清礼仪则让人不断重复毫无意义的繁文缛节、意在控制和奴化。

另一个例子，对于“孝悌”这个基本立身原则的诠释，华夏与蛮夷也同样存在很大区别。《孝经》是儒家十三经之一，《孝经》中记载了孔子和曾子的这样一段问答：曾子问孝的含义是否就是听从父亲的命令，他问：“子从父之令，可谓孝乎？”孔子听了连连否认：“是何言与，是何言与！”

他解释道，“昔者天子有争臣七人，虽无道，不失其天下。诸侯有争臣五人，虽无道，不失其国；大夫有争臣三人，虽无道，不失其家；士有争友，则身不离于令名；”同样的道理，“父有争子，则身不陷于不义。故当不义，则子不可以不争于父、臣不可以不争于君。故当不义，则争之。从父之令，又焉得为孝乎？！”

孔子眼中的“孝”应该怎样体现，这里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也就是“当不义，则争之”。然而满清出品的儿童启蒙读物《弟子规》却写着这样一段话：“父母呼，应勿缓；父母命，行勿懒；父母教，需静听；父母责，须顺承”。

其实如果单讲这段话的字面意思的话，可以说它没有任何错误，但是它坏也就坏在这里：《弟子规》全文通篇都是像这样的“正确的废话”——它每一句话单独来看都是对的，这话说了跟没说一样，都没有什么反驳的必要，把冲突和争议降到了最小，而没有通过辩论就能轻易取得的“共识”也是没有任何价值的。

“真理越辩越明”，真正有进步意义的社会共识，既不是消灭了一切反对意见的千人一面绝对统一、也不是无原则无门槛的堆砌褒义词，而是经过不同意见交锋、质疑、思辨、完善之后产生的各方认可的共同之处。

没有自由辩论只是一方对另一方的观点灌输叫做说教，并不是德育，我摘取的这段话短短二十四个字里面，共出现了五处“需”“应”“勿”等带有明确指示性的字眼，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我们华夏文明讲“君子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而满清给孩子的启蒙读物，却是教条主义的道德灌输，因为它不存在什么思辨和探讨的余地，这种“德育”形式也就剥夺了孩子本身独立思考的空间，孩子要做的仅仅是背诵和服从，那么长大之后要他接受“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这种奇怪的逻辑也就不足为奇了，相较孔子所推崇的“当不义，则争之”，满清的“孝文化”无疑是异化为了控制社会和培养奴才的洗脑工具。

此外，除了挤占独立思考的空间，“正确的废话”还有一个坏处就是因为标准模糊且抽象，就容易给这些口号留下随意解释和定义它的空白，让人根本防不胜防。

人非圣贤，想要一个活生生还有七情六欲的人时时刻刻做到无论以什么样的标准、怎样去解释它都挑不出一点毛病，根本就是反人性的，何况是尚不谙世事的童蒙呢！那么为了能最大限度的顺从这些弹性标准，学会虚伪就成了唯一的生存之术，时间长了，大家都成了说一套做一套的“两面人”。

再比如，要说“应该继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这个谁都认可，但是当我们穿起汉服、复原汉礼、读起经书，就总有人跳出来说我们这是搞封建复辟、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倒退；要说“大学生应该胸怀大志、关心社会民生”这个谁都赞同，但是真的当一群大学生开始声援工人维权、曝光高校的性侵丑闻时，各种指责、质疑甚至五花八门的阴谋论就应声而起。

所以说，如果“社会共识”只是一条条毫无思辨价值的大话空话，那么解释它们的话语权在谁的手里，谁就有了控制这个社会的权力。

总而言之，要复兴汉文化，保持文化的延续性与维护文化的纯洁性乃是同等重要的两件事。同袍们自发兴汉一片赤诚，不能反倒为他人作嫁衣裳。华夷之辨，为正本清源，为去粗取精；华夷之辨，为让当今的汉族人，在“我是谁”这个试题中交出一份令祖先满意、让子孙自豪的答卷。

古人的华夷之辨思想本就是文化之别而非血统之别。清末思想家王韬在他的《华夷辨》中说道：“华夷之辨其不在地之内外，而系于礼之有无也明矣。苟有礼也，夷可进为华；苟无礼也，华则变为夷。”唐朝一位进士陈黯写了一篇文章叫《华心》，明确辨别道：“华夷者，辨在乎心……有生于中洲，而行戾乎礼义，是形华而心夷也；生于夷域，而行合于礼义，是形夷而心华也。”

同为唐朝人的程晏在他的文章《内夷檄》中也阐述了相同的观点：“华其名，有夷其心者；夷其名，有华其心者。是知弃仁义忠信于中国者，是中国之夷矣，不待四夷之侵我也”。值得注意的是，“檄”这个字是战书的意思，古人在打仗前也会写一篇讨伐敌人的檄文作为正式的宣战书，在这里程晏将他的文章题目定为《内夷檄》，其深意不言自明。

每一个新生儿来到这个世间时都是纯洁的，是后天的教养而非先天的血统在定义他究竟属于华夏还是蛮夷。总而言之，古人阐释华夷之辨的著作不胜枚举，但都是在尊我华夏文化为辨别的核心。

孔子说过：“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孔子认为，行礼作乐的本义并不在于这钟鼓玉帛，而是通过这礼乐精神传达出来的人文教化。我们的汉服复兴事业也是同样的道理，我们也不是仅仅为了复原一件穿在身上的衣服而已。

物质文化的复兴仅仅是器物层面的繁荣，它是“术”而不是“道”、是“用”而不是“体”，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年1月，汉界广泛转发了一部文件，题为《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文中提到了多达几十种传统文化，服饰、民乐、舞蹈、书法、绘画、戏曲、节气、生肖、饮食、武术等等，这些都是“器物”层面文化的绝佳范例。

“汉服复兴，始于衣冠、达于博远”，这句口号如果还能够被同袍们广泛认可，就意味着汉服运动要复兴的不仅仅是上述那几十种传统文化类别中的一类，汉服复兴运动不可能永远停留在器物层面附庸风雅、止步不前。风花雪月、才子佳人实数黄粱一梦；琴棋书画、诗词舞蹈不过视听之娱。仅仅停留在娱乐和观赏层面的文化复古，不但背离了前辈们发起汉服复兴运动的初衷、更无长久生命力可言。

由于篇幅较长，敬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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