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勉县出土的青铜器

看巴蜀文化与中原文化的融合

陕西省勉县博物馆徐勇华

勉县地处陕西西南部的汉中盆地西端，北依秦岭，南靠巴山。东西有汉江贯穿全境，形成了连接长江的水运通道；南北有褒斜道、东西有金牛道等多条古道直通巴蜀，自古就是秦、陇、蜀、荆四地交通要冲，也是秦、蜀、陇、楚军事、商贸和文化往来的必经之地和交汇之地。先民们在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迁徙转战，留下了众多的遗物和遗迹。这些遗物和遗迹，是黄河文明与长江文明融合的产物，体现了南北文化兼容的特点和多样性。如：褒谷《石门颂》摩崖，体现了楚人之风，汉中北郊杨家山出土的茧形壶，又是秦文化器物，周寨战国墓中的柳叶青铜剑又是典型的巴蜀兵器。这种秦巴蜀楚文化兼容共存于汉中的现象，证明了这样的事实：褒人当年带着先进的中原文化来到汉中，在征服当地土著过程中，传播了中原的青铜文化；

楚人、巴人和氐羌在迁徙转战中又带来了他们的长江文化。这样，汉中文化就是既与巴蜀文化结盟，又与楚文化相承，既与秦陇文化交流，又与中原文化汇集的特殊文化。勉县近几十年先后出土的一批青铜器均有南北多样性文化兼容的特点，熔众家为一炉，已证明上述观点。勉县出土的五件青铜器分别是：1、巴式铜矛：春秋时代，年在勉县废品门市部拣选。短骹弓耳式，质青铜，援呈柳叶形，叶基圆筒短柄，柄的两侧有双耳，饰有阴线符号图腾。通长17厘米，柄长5厘米，銎颈2厘米，宽3.1厘米。后经调查访问，该铜矛出土于勉县以西茶店镇，那里与川、甘交界（年7月25日唐金裕、郭清华在《汉中日报》发表消息介绍了这件文物）。汉中地区古代栖息着巴族的一个支系，此铜矛是巴文化的遗物。年4月28日，陕西省馆藏文物鉴定组一行七人，来馆按照器物造型、纹饰鉴定为“春秋时代”，属一级文物。对该馆出示有文物鉴定结论书。（照片一）

2、巴式柳叶青铜剑：春秋时代，年由勉县定军乡牟营村农民在汉江河淘金时从6米深处的河沙中挖出，后被征集回馆。呈柳叶形，扁茎，脊突起，丛凹进两刃，凸颈，颈部间饰有图腾和圆穿，图腾模糊不清。剑脊身两侧饰有廻纹。通长40厘米，锋长34厘米，锋宽0.5-3.5厘米，柄长6.7厘米。同时在这里还出土了铜钺、铜斧、铜箭头等文物。巴式柳叶青铜剑由省文物局授权勉县博物馆按照质地、造型、饰纹鉴定为“春秋时期”，属二级文物，（没有发表过）。（照片二）

3、巴蜀龙纹柳叶青铜剑：春秋时代，年由勉县定军乡牟营村农民在汉江淘金时，在6米深处沙层中挖出。呈柳叶形，扁颈，无格，有中脊，颈部有两个圆穿，剑脊两侧饰有两条浅浮雕龙纹饰，通长40厘米。同时在这里还出土有铜钺、铜斧、铜箭头、铜帒钩等文物。该文物由省局授权勉县博物馆按照质地、造型、纹饰鉴定为“春秋时代”，属二级文物。郭清华在年3月29日在《汉中日报》发表消息：《勉县发现巴式龙纹铜剑》。（照片三）

4、龟雀铜灯座：汉代，年8月1日在勉县定军乡牟营村江湾河（汉江）淘金时被发现，铜灯座，由龟雀组成，雀站立在龟背上，昂首，口中衔一圆柱形器物，顶部已残，雀龟保存完好。雀尾翘起，双翅展开，脚踩龟座（背），龟头昂起，龟座内凹。通高12.8厘米，雀高9厘米。同期还出土过铜扎马钉、铜箭头、铜印章（龟钮）等。该文物由省文物局授权勉县博物馆按该器物的质地、造型、纹饰鉴定为“汉代”，属二级文物（没有发表过）（图片四）

5、红陶虎纹镇墓兽：汉代，年于勉县长林镇杨寨村二号汉墓出土。该兽为立耳鼓目，短尾，虎低头嘴微张，头顶中长出翅而短的独角，前腿八字形分开，后腿用力猛蹬，如拼命之斗兽状，周身布满虎纹，体长31厘米，背宽9厘米，高15厘米。在同期墓葬内还出土有红陶立式俑、红陶摇钱树底座、绿釉红陶壶、绿釉红陶猪、绿釉红陶狗、红陶鸭、绿釉五脊六兽双凤陶井等。（年5月30日郭清华在《汉中文化报》介绍过这件文物）年4月28日陕西省馆藏文物鉴定组一行七人，来馆按照该兽造型、纹饰，将其鉴定为“东汉”时代，属一级文物，对该馆出示有文物鉴定结论书。（图片五）

这批古代遗物中尤其是巴式铜矛最为突出。巴式铜矛叶基圆筒，基部两侧饰有弓耳，内饰阴刻虎纹和鸟纹，虎纹张口睁目，卷尾，作奔跑扑食状。卷尾中线饰上宽下窄形，长方形框，框下饰水波纹和简易手纹；另一侧长方形框内饰阴刻“鸟纹”，昂首，翘尾为弧形。身饰四个阴刻小圆圈，首尾弧形向锋头，弧形中部下饰长方形框，上宽下窄，有手纹和水波纹饰。勉县出土的巴式铜矛与四川成都营口出土的虎纹铜矛相比，形制基本一样，铜矛骹部的虎力图显得狰狞、威武和勇猛，个性鲜明，虎纹铸造雕刻十分精美，线条流畅，具有阴刻手法画虎特征，但又比四川营口出土的铜矛多出一侧鸟纹，和该馆藏品东汉（照片四）龟雀铜灯雀纹饰相同。虎纹、鸟纹分别代表虎族和鸟族的两种图腾，将这两种图腾同时铸造在一件兵器上，这说明了两族族群的融合和文化的融合。

《后汉书?南蛮西列传》载：“巴南、郡蛮本有五姓：巴氏、樊氏、曋氏、相氏、郑氏、皆出武落钟离山。巴氏于务相……廪君……廪君于乎夷城四姓皆臣之。廪君死，魂魄世为白虎，巴氏以虎饮人血，遂以人祠焉”。《华阳志?巴志》对其以：“弱头虎子”、“白虎复夷”相称。《左传?昭公六年》载：杜宇注“徐即—淮夷”（今徐州以南的江、淮、苏皖汇地区，即徐—古代虎族的聚居地）。在山东沂南曲阜地区江苏徐州及河南南阳等地出土的汉代画像石中，有一兽身，四足、长尾，颈部长着九个头的兽图像，和勉县馆藏（照片五）东汉墓中出土的虎皮纹镇墓兽近似，无疑应是其氏族的崇拜对象，它代表了中国东部地区的一个原始部落—虎氏族的一支。

据《太平御览》卷72《益州序》载：“杜宇，遂自亡去为子鹃鸟”（又卷88引《十三州志》说“遂自亡去，化为子规”）。《华阳国志》载：“帝开西山隐焉。时适二月子鹃鸟鸣，故蜀人悲子鹃鸣也”。这说明蜀人早已把子规视为王族图腾。四川彭县竹瓦街出土的相当西周末春秋初的窑藏铜兵器上，也多有鸟纹、蝉纹等纹饰。显然，鸟纹已被看作是杜宇的图腾遗迹和蜀人的象征。那么，在勉县出土的青铜器上，既有巴人的虎纹又有蜀人的鸟纹，就证明了巴人与蜀人已经融合的事实。显然，那时的汉中，已是两族先民的共居之地，他们共同在这片土地上狩猎、耕种、祭祀，共同挥戈御敌，共同创造了灿烂的文明。促使巴人与蜀人融合的直接原因，应该是战争。

《华阳国志》载：“周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著本《尚书》巴师勇锐歌舞以凌殷人，前徒倒戈”。春秋褒国属蜀地，后并与楚，春秋战国时秦楚争霸，战争渐激烈，尤其是楚国，曾经迫使巴国放弃了东南广大地区。在公元前年，巴国为秦所灭，汉中作为巴蜀的门户，从此成了秦之领地。虽然秦岭的阻隔使汉中成了地理上的南北过渡地带，但连年不断的战争，使汉中一直处在秦、楚、巴的交接拉锯争夺中，各国的人民因战争或沿江或沿古道不断迁徙转移。水运栈道畅通，又沟通着南北文化的交融，北方和南方民族在此繁衍生息，留下了自己的遗迹、遗物。

在巴蜀两地的汉中、城固、洋县出土的铜器种类多样，有青铜礼器：鼎、璋；有日用器：甑、壘、觥、钫、尊；有兵器：戈、斧、钺、戚、镞、镰等；有面具、铜件和灰陶人面镇墓兽等。考古学者研究，城洋铜器群具有中原商文化的成分，或为仿中原风格铸造或可能来自中原地区，说明了城洋青铜器反映的文化与外界文化交流的密切，而城洋青铜器明显受蜀文化的影响。结合本馆器物来看，铜器上饰虎纹与鸟纹就不难解释了。

过去学术界释虎纹，一般都将它与巴人相联系，以为是古代巴人的图腾。《山海经图赞》载：“开明兽，廪兹乾精，虎身人面，表此桀形，瞪视昆山，威慑百灵”。证明开明兽身类虎，无疑应是其氏族的崇拜对象。这段时期又是开明统治蜀国的时期，有学者考证，蜀王开明的祖先是传说中的“鲧”。鲧在尧时被封杜“崇”（今陕西省）地为“伯”，所以又叫“崇伯鲧”。史书有“庸侯虎”的记载，由于庸、崇乃同国同族的异称。所以“庸侯虎”也就是“崇侯虎”。蜀国开明氏王朝是“荆夷鳖灵”与“望帝相见”，望帝以鳖灵即位，号曰开明（丛帝）。从廪君射飞虫“天乃开明”，廪君死化为“白虎”，“开明”即为“白虎”等历史传说来看，廪君与鳖灵又有一定的渊源关系。所以，虎纹并不是“巴蜀文化”所固有的东西，反映了中原文化向巴蜀文化的渗透。

巴蜀的融合，还反映在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如居住，汉中人就继承了祖先的传统。巴人以“干拦式”建筑为主要居住形式，这种形式又来源于“巢居”，特别适应山区人们实际需要。其特点是少占平地（耕地），避免虫兽侵害，并起到通风、防潮的作用，在汉中山区、平川流行至今。当你漫步汉中大街小巷，看到砖木结构门楼以及完整的四合院布局，不禁会想到毗邻的关中乃至北方民居；看到雕梁画栋的楼亭，临街的木制门窗以及幽深狭窄小巷，会联想到“天府之国”的四川和江南水乡的民宅；山区的吊脚楼与湘西建筑格局同类，而一些干拦式建筑则又与云贵一带的民居同出一宗。可以说汉中的民居复杂多变，富有独特的地域特色，融合了南北建筑风格，从而又突显出了过渡性、融洽性的文化。

民间歌舞如略阳、宁强的羊皮鼓，南郑、洋县的歌舞，表演时使用的服饰、角号及演唱形式等，既有中原的遗韵，又有巴蜀的影子，既有楚地的特色，又有氐羌的风味。尤其是传统的服饰，更能体现南北兼容的特点。和馆藏文物资料证实，虎纹与鸟纹出现在一件铜兵器上，可以看到巴蜀纹饰，人员的流亡路线，由此可见，建筑、饮食、服饰、节俗、民间艺术等和出土文物一起，证明了多样文化相互渗透，最终沉淀为独具特色的汉中文化的这一事实。汉中一带古代为巴蜀之地，残存遗物甚多，都体现了氐羌文化和巴蜀文化融合形成的特点。汉中，人称西北小江南，这里既有山谷、丘陵，又有富饶的盆地平川，秦巴环抱绿水环绕，财富土饶。汉中是地处地理意义上的十字路口，因战争的原因有关中、湖北、四川的大量移民，迁徙汉江两岸，带来了各地的生产、生活文化遗物与习俗，形成了汉中文化的多样性。

汉中的青铜器表现出中原文化，既中心文化与地方文化结合特征，考古学上称为城固器群。因此，勉县馆藏出土器物为今后研究巴蜀文化、氐羌文化和器物纹饰演变、沿续的时间，多民族的融合等提供了实物依据。

摄影：徐勇华

二零一一年十月十二日